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核心，是這樣一個弔詭：一方面，香港的政治生態一天未有根本轉變，中央政府便不能放心讓香港實行普選；但另一方面，香港一天未有實行普選，政治生態便不會發生根本轉變。
所謂「政治生態」，主要就是各種政治力量的強弱對比。香港的各派政治力量，經歷了過去二十多年特別是最近兩年多的演變，已形成了「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個陣營（採用這兩個名稱，只為說明兩個陣營與政府的關係，並無褒貶之意）。兩個陣營的強弱對比，成為香港政治生態的主要指標。而「強弱」的評估標準，是政治能量，包括引導民意的能力和獲得民意支持的程度。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建制派處於劣勢的局面，至今天仍未有轉變。
在回歸初期，建制派沒法贏得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主要是因為港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並不信任。當時很多港人關心的，是怎樣維護香港這一「制」，不讓它受到內地那一「制」的欺壓、衝擊、侵蝕。他們擔心香港與內地會經常發生矛盾；而他們認為建制派是中央政府的附庸，每當矛盾發生時，建制派都要站到中央政府那邊去，不能捍衛港人的利益。
回歸十年後的今天，港人整體上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看法，比回歸初期正面得多。過去很多人認為，要維持香港的優勢，必須與內地保持距離；今天更多人相信，香港必須與內地合作甚至融合，才能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發揮自己的優勢。許多港人都認同跟中央政府溝通合作的重要性，知道只搞對抗不會有出路。
然而，這並不等如很多港人於是從支持反對派轉為支持建制派。一個典型的港人，考慮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時，會有這樣的想法：「縱使我不懷疑中央政府對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穩定繁榮的善意，但畢竟這不是一個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不能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領導人的善意之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符合港人利益、受港人所歡迎的，香港的反對派也不會違反民意去反對；但是，一旦中央作出任何違反港人意願的決定時，誰會為港人吭聲？只會是反對派，不會是建制派。」
由此得到的結論，就是要維持一個足夠強大的反對派。如果反對派在某個事情上與中央對抗搞過了頭，對香港沒好處，那末在那件事上不支持他們就是了；但不能讓他們被絕對邊緣化，失去了制衡中央政府的一個重要力量。
這種想法有它的合理性，尤其在香港未能實行普選的時候。當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部份議席不是由普選產生時，一般市民很自然會認為政治制度是向建制派傾斜的：不論是否得到市民支持，建制派的發言權都得到保障；但要讓反對派繼續發揮制衡作用，市民的支持力量便十分重要。這種想法在社會上普遍存在，建制派在「民意基礎」上便只能繼續處於下風，即政治生態不會根本轉變。
在實行普選之後，再過一段時期，「建制派」和「反對派」之間的固定界線最終將會消失。到那時，市民將不再覺得有一種叫做「反對派」的珍貴動物需要特別保護，也不用擔心被中央寵壞了的「建制派」佔據著特區政府為所欲為。不論是「親中派」、「民主派」、「激進派」抑或「保守派」，市民對誰管治香港有信心，誰就可能在大選中勝出，成為建制派；如果下一屆不再得到多數選民支持，輸了選舉，便下台做反對派。這才是政治生態的根本轉變。
不過這是相當遙遠的事了。中央政府肯定不會冒著難以估計的風險，不管怎樣，先把普選搞起來，耐心等待特區政治生態的轉變。現在中央最迫切要研究解決的問題，是普選要在甚麼時候開始、怎樣開始，才不致讓目前對中央不利的特區政治生態決定了普選的結果。（完）
從先圖後表到以表促圖
前一段時期，特區政府在推動政制發展的工作上，一直以「先圖後表」為方向，即先探討以甚麼模式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在普選模式達成共識之後，便可擬訂走向普選的路線圖，然後再決定普選的時間表。
二○○五年十一月底，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主持策略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後宣布，策發會將開始研究特區普選路線圖的問題，並爭取在二○○七年初作總結。他說：「有了選舉制度的設計，普選路線圖的最重要成分已然具備，時間表便可跟進研究。」其後，政制事務局（本屆政府改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在多次公開談話中明確表示，「先圖後表」是當局的工作方向，「先訂出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時間表便自然水到渠成了。」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去年曾在本欄討論過這個問題，表示支持「先圖後表」的原則（《先圖後表，按圖定表》，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簡單地說，不論是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的普選，如果大家對選舉的模式達成了共識，並且同意要走多少步去達至這個目的（即規劃了路線圖），便可以按「圖」定「表」，定出最終實現普選的年份。
可是，今年七月第三屆特區政府以綠皮書的方式諮詢公眾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時，卻突出地放棄了這「先圖後表」的原則。綠皮書諮詢的範圍，包括了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把時間表與路線圖問題作平行處理；不是先決定了路線圖，然後才根據路線圖去定出時間表。
行政長官本月十二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制發展報告，發出的訊息更加明確。在報告最後的「結論及建議」部份，行政長官鮮明地指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他更進一步表示，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仍有不同方案，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是意見紛紜，「不過，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推動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
這些話清楚顯示，行政長官已不認為「先圖後表」的原則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兩年來有關政制發展的爭論，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公眾諮詢，令特區政府覺得，及早訂出普選時間表，將有利於促進社會對普選模式問題達成共識；相反，如果堅持不把時間表先定下來，社會大眾看不到政制發展的終點，便很難對路線圖形成共識。
中央政府是否同意特區政府對普選時間表的這種新的看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底作出怎樣的決定，至為關鍵。因為一方面，根據行政長官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不可能認為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無需修改；但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同意二○一二年立即實行「雙普選」的機會很低。如果人大常委會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人們最關注的，就是它會否同時決定普選在甚麼時候實行。
二○○四年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排除了○七、○八年實行普選，沒有提及普選時間表；如果這次所作的決定，同樣只排除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對時間表不作任何表示，其客觀效果，就是把普選的年份無限期地推遲。按行政長官報告的分析，這將令香港社會普遍失望，為尋求共識增加難度。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不會沒有適當評估。
事實上，在○五年十二月初，當喬曉陽等中央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討論政制發展問題的時候，中央官員已清楚地表示，他們理解香港市民對訂出普選時間表的要求，並且確認這個民意應該受到尊重。現在過了兩年，中央政府已有充分時間考慮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對於怎樣最有利於推動香港政制有序發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政府當有明智的決定。（完）
(2007-12-20, Sing Tao Daily, A18, 每日雜誌, 雙龍會)
二○○五年十一月底，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主持策略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後宣布，策發會將開始研究特區普選路線圖的問題，並爭取在二○○七年初作總結。他說：「有了選舉制度的設計，普選路線圖的最重要成分已然具備，時間表便可跟進研究。」其後，政制事務局（本屆政府改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在多次公開談話中明確表示，「先圖後表」是當局的工作方向，「先訂出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時間表便自然水到渠成了。」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去年曾在本欄討論過這個問題，表示支持「先圖後表」的原則（《先圖後表，按圖定表》，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簡單地說，不論是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的普選，如果大家對選舉的模式達成了共識，並且同意要走多少步去達至這個目的（即規劃了路線圖），便可以按「圖」定「表」，定出最終實現普選的年份。
可是，今年七月第三屆特區政府以綠皮書的方式諮詢公眾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時，卻突出地放棄了這「先圖後表」的原則。綠皮書諮詢的範圍，包括了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把時間表與路線圖問題作平行處理；不是先決定了路線圖，然後才根據路線圖去定出時間表。
行政長官本月十二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制發展報告，發出的訊息更加明確。在報告最後的「結論及建議」部份，行政長官鮮明地指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他更進一步表示，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仍有不同方案，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是意見紛紜，「不過，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推動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
這些話清楚顯示，行政長官已不認為「先圖後表」的原則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兩年來有關政制發展的爭論，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公眾諮詢，令特區政府覺得，及早訂出普選時間表，將有利於促進社會對普選模式問題達成共識；相反，如果堅持不把時間表先定下來，社會大眾看不到政制發展的終點，便很難對路線圖形成共識。
中央政府是否同意特區政府對普選時間表的這種新的看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底作出怎樣的決定，至為關鍵。因為一方面，根據行政長官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不可能認為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無需修改；但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同意二○一二年立即實行「雙普選」的機會很低。如果人大常委會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人們最關注的，就是它會否同時決定普選在甚麼時候實行。
二○○四年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排除了○七、○八年實行普選，沒有提及普選時間表；如果這次所作的決定，同樣只排除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對時間表不作任何表示，其客觀效果，就是把普選的年份無限期地推遲。按行政長官報告的分析，這將令香港社會普遍失望，為尋求共識增加難度。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不會沒有適當評估。
事實上，在○五年十二月初，當喬曉陽等中央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討論政制發展問題的時候，中央官員已清楚地表示，他們理解香港市民對訂出普選時間表的要求，並且確認這個民意應該受到尊重。現在過了兩年，中央政府已有充分時間考慮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對於怎樣最有利於推動香港政制有序發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政府當有明智的決定。（完）
(2007-12-20, Sing Tao Daily, A18, 每日雜誌, 雙龍會)
從先圖後表到以表促圖
前一段時期，特區政府在推動政制發展的工作上，一直以「先圖後表」為方向，即先探討以甚麼模式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普選，在普選模式達成共識之後，便可擬訂走向普選的路線圖，然後再決定普選的時間表。
二○○五年十一月底，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主持策略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後宣布，策發會將開始研究特區普選路線圖的問題，並爭取在二○○七年初作總結。他說：「有了選舉制度的設計，普選路線圖的最重要成分已然具備，時間表便可跟進研究。」其後，政制事務局（本屆政府改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在多次公開談話中明確表示，「先圖後表」是當局的工作方向，「先訂出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時間表便自然水到渠成了。」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去年曾在本欄討論過這個問題，表示支持「先圖後表」的原則（《先圖後表，按圖定表》，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簡單地說，不論是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的普選，如果大家對選舉的模式達成了共識，並且同意要走多少步去達至這個目的（即規劃了路線圖），便可以按「圖」定「表」，定出最終實現普選的年份。
可是，今年七月第三屆特區政府以綠皮書的方式諮詢公眾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時，卻突出地放棄了這「先圖後表」的原則。綠皮書諮詢的範圍，包括了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把時間表與路線圖問題作平行處理；不是先決定了路線圖，然後才根據路線圖去定出時間表。
行政長官本月十二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制發展報告，發出的訊息更加明確。在報告最後的「結論及建議」部份，行政長官鮮明地指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他更進一步表示，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仍有不同方案，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是意見紛紜，「不過，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推動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
這些話清楚顯示，行政長官已不認為「先圖後表」的原則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兩年來有關政制發展的爭論，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公眾諮詢，令特區政府覺得，及早訂出普選時間表，將有利於促進社會對普選模式問題達成共識；相反，如果堅持不把時間表先定下來，社會大眾看不到政制發展的終點，便很難對路線圖形成共識。
中央政府是否同意特區政府對普選時間表的這種新的看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底作出怎樣的決定，至為關鍵。因為一方面，根據行政長官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不可能認為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無需修改；但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同意二○一二年立即實行「雙普選」的機會很低。如果人大常委會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人們最關注的，就是它會否同時決定普選在甚麼時候實行。
二○○四年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排除了○七、○八年實行普選，沒有提及普選時間表；如果這次所作的決定，同樣只排除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對時間表不作任何表示，其客觀效果，就是把普選的年份無限期地推遲。按行政長官報告的分析，這將令香港社會普遍失望，為尋求共識增加難度。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不會沒有適當評估。
事實上，在○五年十二月初，當喬曉陽等中央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討論政制發展問題的時候，中央官員已清楚地表示，他們理解香港市民對訂出普選時間表的要求，並且確認這個民意應該受到尊重。現在過了兩年，中央政府已有充分時間考慮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對於怎樣最有利於推動香港政制有序發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政府當有明智的決定。（完）
(2007-12-20, Sing Tao Daily, A18, 每日雜誌, 雙龍會)
二○○五年十一月底，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主持策略發展委員會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的首次會議後宣布，策發會將開始研究特區普選路線圖的問題，並爭取在二○○七年初作總結。他說：「有了選舉制度的設計，普選路線圖的最重要成分已然具備，時間表便可跟進研究。」其後，政制事務局（本屆政府改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在多次公開談話中明確表示，「先圖後表」是當局的工作方向，「先訂出普選的模式和路線圖，時間表便自然水到渠成了。」
這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去年曾在本欄討論過這個問題，表示支持「先圖後表」的原則（《先圖後表，按圖定表》，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簡單地說，不論是行政長官還是立法會的普選，如果大家對選舉的模式達成了共識，並且同意要走多少步去達至這個目的（即規劃了路線圖），便可以按「圖」定「表」，定出最終實現普選的年份。
可是，今年七月第三屆特區政府以綠皮書的方式諮詢公眾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時，卻突出地放棄了這「先圖後表」的原則。綠皮書諮詢的範圍，包括了普選模式、路線圖和時間表。這就是把時間表與路線圖問題作平行處理；不是先決定了路線圖，然後才根據路線圖去定出時間表。
行政長官本月十二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制發展報告，發出的訊息更加明確。在報告最後的「結論及建議」部份，行政長官鮮明地指出，「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他更進一步表示，香港社會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仍有不同方案，對立法會普選模式及如何處理功能界別議席仍是意見紛紜，「不過，訂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時間表，有助推動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
這些話清楚顯示，行政長官已不認為「先圖後表」的原則可以繼續堅持下去。兩年來有關政制發展的爭論，特別是最近幾個月的公眾諮詢，令特區政府覺得，及早訂出普選時間表，將有利於促進社會對普選模式問題達成共識；相反，如果堅持不把時間表先定下來，社會大眾看不到政制發展的終點，便很難對路線圖形成共識。
中央政府是否同意特區政府對普選時間表的這種新的看法，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底作出怎樣的決定，至為關鍵。因為一方面，根據行政長官的報告，人大常委會不可能認為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無需修改；但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同意二○一二年立即實行「雙普選」的機會很低。如果人大常委會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人們最關注的，就是它會否同時決定普選在甚麼時候實行。
二○○四年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的決定，排除了○七、○八年實行普選，沒有提及普選時間表；如果這次所作的決定，同樣只排除在二○一二年實行普選，對時間表不作任何表示，其客觀效果，就是把普選的年份無限期地推遲。按行政長官報告的分析，這將令香港社會普遍失望，為尋求共識增加難度。這個問題，中央政府不會沒有適當評估。
事實上，在○五年十二月初，當喬曉陽等中央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討論政制發展問題的時候，中央官員已清楚地表示，他們理解香港市民對訂出普選時間表的要求，並且確認這個民意應該受到尊重。現在過了兩年，中央政府已有充分時間考慮普選時間表的問題。對於怎樣最有利於推動香港政制有序發展、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中央政府當有明智的決定。（完）
(2007-12-20, Sing Tao Daily, A18, 每日雜誌, 雙龍會)
二○一七，有望落實
行政長官曾蔭權昨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建議二○一二年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確定。
特區政府在今年七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時候經已預告，在公眾諮詢結束後，特區政府會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在公眾諮詢期中所形成的主流意見及其他各種意見。過去一段日子裡，社會各方面對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提交的這個報告都表示十分關注，不少人更提出了他們對報告內容的要求。政府昨天公布報告的內容後，有泛民主派人士便批評，報告並沒有向中央提出香港在二○一二年實行雙普選的建議。
但是，批評者應該注意，行政長官的這個報告，是根據《基本法》以及二○○四年四月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解釋，向中央提交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說，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
行政長官在他提交的報告裡提出，為實現《基本法》的普選目標，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有需要進行修改，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確定。這正是啟動香港政制發展程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四至○五年進行的上一輪政制發展工程，也是由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四年四月十五日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啟動的。董建華在報告裡說明了特區政府聽取了香港社會各界意見、與中央有關部門商討以及與內地法律專家交流後歸納出來的政制發展原則，並建議○七年行政長官和○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應予修改。人大常委會審議了董建華的報告後，確定兩個產生辦法可作適當修改，但決定○七年的行政長官不實行普選產生，○八年的立法會也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産生。特區政府其後的○七、○八年政改方案，就是在人大常委會這個決定的基礎上提出的。
昨天曾蔭權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同樣歸納了前階段諮詢社會各界對政制發展意見的結果。與○四年董建華的報告比較，這次的報告作出了較為具體的結論，其中第一點，就是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這點訴求，在○五年的政制發展討論時，香港市民已清楚反映，而中央官員當時亦已表示了解。
如果中央政府認為可以在二○一二年便實行雙普選，時間表的問題自是不再存在。不過，正如我曾在本欄指出，中央作出這樣決定的可能性並不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可能像○四年那樣，在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可作修改的同時，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很可能要回應香港社會的期望，提出一個明確的普選時間表。
曾蔭權的報告指出，民意調查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二○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但在不遲於二○一七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這是實事求是的判斷。中央政府如果同意這個判斷，可能會決定二○一七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如果是這樣，便要比○四年的決定邁進了一大步，應該可以滿足大部份香港市的訴求。（完）
特區政府在今年七月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時候經已預告，在公眾諮詢結束後，特區政府會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在公眾諮詢期中所形成的主流意見及其他各種意見。過去一段日子裡，社會各方面對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提交的這個報告都表示十分關注，不少人更提出了他們對報告內容的要求。政府昨天公布報告的內容後，有泛民主派人士便批評，報告並沒有向中央提出香港在二○一二年實行雙普選的建議。
但是，批評者應該注意，行政長官的這個報告，是根據《基本法》以及二○○四年四月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解釋，向中央提交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說，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
行政長官在他提交的報告裡提出，為實現《基本法》的普選目標，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有需要進行修改，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確定。這正是啟動香港政制發展程序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四至○五年進行的上一輪政制發展工程，也是由當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四年四月十五日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啟動的。董建華在報告裡說明了特區政府聽取了香港社會各界意見、與中央有關部門商討以及與內地法律專家交流後歸納出來的政制發展原則，並建議○七年行政長官和○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應予修改。人大常委會審議了董建華的報告後，確定兩個產生辦法可作適當修改，但決定○七年的行政長官不實行普選產生，○八年的立法會也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産生。特區政府其後的○七、○八年政改方案，就是在人大常委會這個決定的基礎上提出的。
昨天曾蔭權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同樣歸納了前階段諮詢社會各界對政制發展意見的結果。與○四年董建華的報告比較，這次的報告作出了較為具體的結論，其中第一點，就是香港社會普遍希望能早日訂出普選時間表。這點訴求，在○五年的政制發展討論時，香港市民已清楚反映，而中央官員當時亦已表示了解。
如果中央政府認為可以在二○一二年便實行雙普選，時間表的問題自是不再存在。不過，正如我曾在本欄指出，中央作出這樣決定的可能性並不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可能像○四年那樣，在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可作修改的同時，決定二○一二年不實行普選。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很可能要回應香港社會的期望，提出一個明確的普選時間表。
曾蔭權的報告指出，民意調查反映過半數市民期望二○一二年普選行政長官，但在不遲於二○一七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有較大機會在香港社會獲得大多數人接納。這是實事求是的判斷。中央政府如果同意這個判斷，可能會決定二○一七年開始普選行政長官。如果是這樣，便要比○四年的決定邁進了一大步，應該可以滿足大部份香港市的訴求。（完）
所有選民眼睛都是雪亮的
上月十八日區議會選舉之後，我一直沒有對選舉結果發表過任何分析，因為接著還有一個立法會補選要進行。我相信，把兩次選舉的結果放在一起來分析，可以對各種主要因素有更全面、更準確的認識。
例如，綜合兩次選舉結果來看，可以對所謂「鐵票效應」有較深入的探討。有的人評論兩次選舉的結果，帶著明顯的偏見。區議會選舉，泛民陣營成績不佳，他們說支持建制派的多數選民是「鐵票」、「盲票」；立法會補選，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勝出，他們又說這證明「選民眼睛是雪亮的」。總之，支持建制派的選民是盲的，支持泛民的選民眼睛是雪亮的。這雙重標準，有什麼事實根據呢？
且看看傳媒頗感興趣的觀龍選區。二○○三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的在任議員葉國謙以六十多票之差敗給了空降的何秀蘭：葉國謙得一千八百零五票，何秀蘭一千八百六十九票。離開了議會一屆之後，葉國謙在上月區選裡以二千七百零二票贏回議席，其他兩名候選人合起來不到五百票。兩星期後，在立法會補選，民建聯支持的葉劉淑儀在這個選區裡得一千九百零一票，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則有二千一百二十八票（其他六名候選人合起來不到一百票）。
從這些數字來看，在觀龍區經營了十多年的葉國謙，他擁有多少「鐵票」呢？二○○三年的區選在「七一大遊行」之後，政治形勢對建制派極為不利。作為建制派的代表人物，葉國謙的勝負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反對派全力對他發動進攻，民建聯也全力投入他的保衛戰。選戰氣氛異常激烈，把該區的投票率推高至五十一點四，遠高於中西區的平均投票率（四十三點五）。在這種情況下，葉的「鐵票」應該全數盡出了吧？
今年的政治形勢跟○三年大不一樣。整個泛民陣營都看到，他們不能再依靠「七一效應」，輕易贏得議席。區選前的幾乎所有預測，都說民建聯會大勝。在觀龍選區，當了一屆議員的何秀蘭跑了，兩名新的挑戰者都沒有得到泛民陣營的支持，對葉國謙可說完全沒有威脅。葉國謙的選舉工程，比○三年省力得多。結果，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二，遠低於○三年。在這樣的環境下，葉國謙比○三年多了差不多九百票。這九百名選民，四年前都不是葉國謙的鐵票，他們當中起碼一部份在○三年是支持何秀蘭的。這些選民，是否上次都帶著雪亮眼睛投票，這次卻變成了「盲票」、「鐵票」呢？
再看立法會補選，葉劉淑儀在觀龍選區只取得略多於葉國謙在○三年所得的票數，比葉國謙兩個星期前區選的成績少了八百票；而支持陳方安生的票數，則比○三年的何秀蘭還要多出二百五十九票。有的泛民中人說，投給陳太的是「理念票」；選民認同陳太的理念，所以即使陳太沒有在選區做過什麼，也投她的票，即如○三年許多人投票給空降的何秀蘭。至於葉太的票，則是葉國謙「過」給她的。也有人說，葉國謙區選大勝之後，葉太在觀龍得票竟少於陳太，證明民建聯沒有全力為葉太拉票。
這些判斷立足於兩個假設：第一、選民中沒有自覺地選擇葉太的「理念票」；第二、只要民建聯全力為葉太拉票，所有支持葉國謙的選票都會「過」給葉太。不過，曾經到選區裡與選民接觸過的人都會知道，這兩個假設都是錯誤的。從許多選民的態度可見，他們把票投給葉太，絕大部份都是因為真心實意地支持她，包括一部份不認同民建聯的人。另一方面，不少選民也明確表示，他們支持民建聯的區議會候選人，是欣賞候選人的表現；至於立法會補選支持誰，則是另一回事。
如果陳方安生和其他泛民中人真正相信和理解「選民眼睛雪亮」的道理，他們必須承認，投票支持葉劉淑儀的十三萬七千選民，眼睛也是雪亮的。假如這個社會有許多「盲票」，普選不是很危險嗎？（完）
例如，綜合兩次選舉結果來看，可以對所謂「鐵票效應」有較深入的探討。有的人評論兩次選舉的結果，帶著明顯的偏見。區議會選舉，泛民陣營成績不佳，他們說支持建制派的多數選民是「鐵票」、「盲票」；立法會補選，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勝出，他們又說這證明「選民眼睛是雪亮的」。總之，支持建制派的選民是盲的，支持泛民的選民眼睛是雪亮的。這雙重標準，有什麼事實根據呢？
且看看傳媒頗感興趣的觀龍選區。二○○三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的在任議員葉國謙以六十多票之差敗給了空降的何秀蘭：葉國謙得一千八百零五票，何秀蘭一千八百六十九票。離開了議會一屆之後，葉國謙在上月區選裡以二千七百零二票贏回議席，其他兩名候選人合起來不到五百票。兩星期後，在立法會補選，民建聯支持的葉劉淑儀在這個選區裡得一千九百零一票，泛民支持的陳方安生則有二千一百二十八票（其他六名候選人合起來不到一百票）。
從這些數字來看，在觀龍區經營了十多年的葉國謙，他擁有多少「鐵票」呢？二○○三年的區選在「七一大遊行」之後，政治形勢對建制派極為不利。作為建制派的代表人物，葉國謙的勝負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反對派全力對他發動進攻，民建聯也全力投入他的保衛戰。選戰氣氛異常激烈，把該區的投票率推高至五十一點四，遠高於中西區的平均投票率（四十三點五）。在這種情況下，葉的「鐵票」應該全數盡出了吧？
今年的政治形勢跟○三年大不一樣。整個泛民陣營都看到，他們不能再依靠「七一效應」，輕易贏得議席。區選前的幾乎所有預測，都說民建聯會大勝。在觀龍選區，當了一屆議員的何秀蘭跑了，兩名新的挑戰者都沒有得到泛民陣營的支持，對葉國謙可說完全沒有威脅。葉國謙的選舉工程，比○三年省力得多。結果，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二，遠低於○三年。在這樣的環境下，葉國謙比○三年多了差不多九百票。這九百名選民，四年前都不是葉國謙的鐵票，他們當中起碼一部份在○三年是支持何秀蘭的。這些選民，是否上次都帶著雪亮眼睛投票，這次卻變成了「盲票」、「鐵票」呢？
再看立法會補選，葉劉淑儀在觀龍選區只取得略多於葉國謙在○三年所得的票數，比葉國謙兩個星期前區選的成績少了八百票；而支持陳方安生的票數，則比○三年的何秀蘭還要多出二百五十九票。有的泛民中人說，投給陳太的是「理念票」；選民認同陳太的理念，所以即使陳太沒有在選區做過什麼，也投她的票，即如○三年許多人投票給空降的何秀蘭。至於葉太的票，則是葉國謙「過」給她的。也有人說，葉國謙區選大勝之後，葉太在觀龍得票竟少於陳太，證明民建聯沒有全力為葉太拉票。
這些判斷立足於兩個假設：第一、選民中沒有自覺地選擇葉太的「理念票」；第二、只要民建聯全力為葉太拉票，所有支持葉國謙的選票都會「過」給葉太。不過，曾經到選區裡與選民接觸過的人都會知道，這兩個假設都是錯誤的。從許多選民的態度可見，他們把票投給葉太，絕大部份都是因為真心實意地支持她，包括一部份不認同民建聯的人。另一方面，不少選民也明確表示，他們支持民建聯的區議會候選人，是欣賞候選人的表現；至於立法會補選支持誰，則是另一回事。
如果陳方安生和其他泛民中人真正相信和理解「選民眼睛雪亮」的道理，他們必須承認，投票支持葉劉淑儀的十三萬七千選民，眼睛也是雪亮的。假如這個社會有許多「盲票」，普選不是很危險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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