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方案的妥協藝術
與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學生講話
2010年10月19日
有人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要達成政治妥協往往是十分艱難的。
不少人看香港的政制發展，經常有一種很簡單的看法，就是中央政府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所以一定不喜歡民主，不希望見到香港實行民主、實行普選。另一方面，香港市民都是嚮往民主、爭取民主，而香港民主派代表市民爭取落實雙普選，落實香港民主化。於是兩者之間便產生了矛盾。當人民表現出強大的力量，中央政府便不能不作出讓步，但又仍然不放心讓香港實行民主，仍要設下很多關卡。目前的政改爭議就是這樣：一邊是中央政府和代表中央政府的力量，包括特區政府、「保皇派」，要阻礙民主的發展；而另一邊是民主派，爭取盡快實現普選。
如果我們用這簡單的觀點來分析政改方案，我們會得到怎樣的結論呢？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方案是否值得支持呢？泛民主派中反對方案的人是對還是錯，是否符合香港爭取民主的目標？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是出賣民主，還是貫徹他們爭取民主的承諾？如果我們把政改方案的爭論看成簡單的對立：北京反民主、香港人要民主；親中派支持北京反民主、民主派支持人民爭取民主，那末就不容易得出有說服力的答案。為什麼民主黨要提出改良方案？為什麼其他泛民派要反對？為什麼民主黨提出方案後要備受攻擊？然後北京最終又接受？方案通過之後，民主黨和公民黨的民望又上升呢?
國家的民主發展
中國是否應該發展民主制度？中國又是否可以發展民主制度？如果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第三個問題：中國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
根據對香港文理書院同學講話（2011年5月13日）和對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同學講話（2011年5月24日）內容整理
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和同學們討論一下中國的民主發展。
一談到中國的民主，人們的意見便會各走極端：一方會大罵中國是一個極權、獨裁、專制的國家，沒有民主；另一方的人，包括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會為中國辯護，說中國的民主狀況已在進步中，並舉出比中國更壞的國家作例子。這次由港區人大政協到中學介紹國情的活動，引來了一些人（包括教育界人士）的批評，質疑我們是否想對學生進行「洗腦」。
所以，讓我首先向大家說明，接下來我的講話內容，部分是資料性的；我給同學們提供的事實或數據是否真確，大家盡可在網上查證；另有些是我個人的觀點，歡迎同學們挑戰，提出不同的意見。我希望同學們以獨立思考、批判的態度看待我講話的內容。
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現在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至少並不是世界上大多數人認可的民主國家。而且中國目前法治的發展狀況，並不令人滿意。按一般人的理解，「民主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政府經民主選舉產生。什麼是民主選舉呢？第一，選舉要定期進行，不能由政府自行決定多久才進行一次選舉。第二，選舉一定要公開、公平、公正，要保障選民可以按自己的意願投票，不容許以威迫利誘的手法操控選舉結果。第三，選舉要普及而平等，每位公民都有資格投票，每人的一票都有同等的「價值」。民主國家通常有兩個或以上的政黨，可以公平地在選舉裡競爭，勝出的政黨便組織政府，或叫「執政」。換句話說，在民主體制下，會出現「政黨輪替」的現象。這是大多人理解的民主制度。
按這個標準，中國現在並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總理等，都不是經由定期的普選產生的；中國亦沒有政黨輪替，沒有讓多個政黨在公開的選舉中互相競爭的情況。所以我們不時聽到有反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人，要求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在不少人眼中，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
政治轉變與公共財政
香港發展論壇講話
2011 年4月11日
我們看看發展程度和我們相若的其他經濟體，發現它們的公共財政管理都和我們不同時，應該問：｢為什麼我們可以與別不同呢？」
今天的題目雖然是「未來香港需要怎樣的財政預算案」，但主持人和張炳良先生剛才都提及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今年的預算案我是不便評論的；本星期三立法會就要對這個預算案進行表決。不過，我雖然不適宜表達個人看法，但大概可以引述別人的意見和一些數字，讓數字說明問題。
剛才張炳良先生說，當前政治環境的變化，令預算案的制定難以再維持行政主導。這說法很有趣。一九九二年七月，彭定康先生來港出任最後一任港督，同年九月他會見民建聯議員的時候，便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說：「有人告訴我，香港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行政主導政府。但當政府連自己提出的預算案也沒有把握在立法機關通過，那還算什麼行政主導呢？」彭定康這麼問，因為一九九二年的預算案確實遇到這樣的問題。雖然當時立法局裡仍有不少委任議員，但不少議員要跟政府討價還價；他們警告當時的政府，預算案如果不能回應他們的要求，便會被否決。所以，制定預算案不能「行政主導」，這問題早已發生，並非始於今天。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去年的預算案演詞裡，解釋了為何要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他說：「因為我們相信市場是激發經濟效率的最有效方法，但同時政府必須在市場未盡完美時作出干預，所以我們投資在教育、基建和社會福利，幫助提升整體競爭力，提升市民的質素，讓他們可以面對社會經濟變化，改善社會流動。」剛才張炳良也為此作了說明，並且提及曾蔭權先生在連任行政長官之後，曾有一段時間被人質疑是否要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財哲學。在二零零六年的施政報告中，曾蔭權特別用了一段文字對這個問題作了解釋。他說：「殖民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回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時，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爵士擺脫自由放任的教條主義，提出政府要積極考慮後才決定干預，以務實態度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在他任內，政府大力擴展教育、房屋、公共醫療與基建，令香港發展踏上全新的台階。他用『積極不干預』這個名詞表達其理念，卻立即引起過不少議論和批評；其後歷任財政司都避免使用，但背後的哲學，三十年來沒有改變，公共開支都盡量維持在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以下。亞洲金融風暴以後，經過持續的努力，上財政年度政府開支已降至佔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七以下；連同法定機構等的開支在內，公共開支總額降至佔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八點一，都是多年來的最低比例。」後面再有一段：「我歡迎商界、立法會及社會大眾參與討論，但我希望各方人士在『大市場、小政府』和公共開支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二十的前提下，具體討論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
The Freest Economy -- At What Cost?
Speech at a luncheon organized by
The Better Hong Kong Foundation
28 February, 2011
When
I was first asked to come and give a talk here, I had no idea what I could talk
about, and when the deadline finally came for me to submit the title of my
speech, I gave it as “The Freest Economy -- At What Cost?” It’s a question I
can’t really answer, but it turns out this is a good time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deliberate over such a questio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just announced the new budget. I guess he and his colleagues must be very busy now trying to get enough support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have the budget passed. The public has not responded too positivel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has been quite good at expectation management: he has managed very well his expectation of public response, as he hasn’t shown any disappointment or surprise at the disappointment expressed by the public.)
The
public are angry, and with elections coming up I don’t think even the most
loyal pro-government legislators will be willing to vote “Yes” for the budget
and put their own political future at risk. So, unless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s willing to come up with some major concessions on top of what he has already
promised in the budget, there is a very real danger of the budget being
rejected by Legco, something that has never happened in Hong Kong, before or
after 1997.
超越理想
香港賽馬會第十屆得獎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2010年11月22日
當人們以為自己目標明確，向著目標勇往直前時，往往會錯失了其他機會，甚至因過分執著反而達不到目標，弄到功敗垂成。
我們經常對年青人談目標，鼓勵他們要有理想，但到底甚麼是理想？目標又是怎樣訂出來的？如果說每個人都應有一個「夢」，那怎麼保證我們的「夢」是
發對了呢？
我讀中學時學校並沒有升學就業輔導，更沒有賽馬會這樣的輔導計劃，沒有學長輔導我們建立自己的理想。到我入大學時，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不論在香港或者全世界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我大學二年級的暑假時，跟隨母親到內地廣州探親，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回廣州，那時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還未開始。回來之後，我到處和朋友們說，我發現了自己的國家，國家雖然很落後、很貧窮，但人民卻是很好的。當時我和廣州的親戚傾談，覺得他們和香港人很不同，孩子們告訴我完成學業後要到邊疆開墾，要去支持國家的建設。這些全都是我從沒想過的。一位長輩更和我分享錢學森的故事，一位科學家從美國回來，為國家服務。
香港的新聞自由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王錦輝中小學學校講座
2011年9月21日
愈多人監察、留意，就愈能阻止肆意妨礙新聞自由的做法。
貴校交給我的講題，是近期熱烘烘的話題─「香港的新聞自由」。今天剛巧有一則與新聞自由有關的新聞，就是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發現，香港市民近期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信心急劇下跌。民調負責人鍾庭耀博士解釋，那是因為最近發生的與新聞自由有關的幾宗事件。第一，李克強副總理來香港訪問時，香港的新聞記者聲稱受到很大的約束和阻礙，限制了傳媒的自由採訪和報導。第二，亞洲電視突然報道江澤民的死訊，之後又收回；其後亞視新聞部的主要負責人相繼辭職，主管梁家榮先生更說，他盡了一切努力，卻阻止不了該項未能証實的消息廣播，這明顯是指新聞部受到電視台高層的干預。還有政府任命了一位從未從事過廣播事業和傳媒工作的政務主任出任廣播處處長，香港電台員工以黑衣、黑地毯迎接新台長到任，因為員工擔心政府會干預電台運作，威脅香港電台未來的編輯自主。這些事件，都影響了香港市民對新聞自由的信心。
語言的力量不在於它的聲浪
立法會會議講話
201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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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在上星期三本年度的首次立法會會議上，我說過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啟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當時指出，新大樓在設計上有着極高的透明度，目的是將市民帶入立法會，讓公眾更瞭解立法會的工作，更有信心地向立法會反映他們的意見，幫助立法會議員更好地代表他們監察政府的工作。
過去數天，我分別聽取了各黨派議員對於我主持會議、執行《議事規則》的意見。我瞭解大家期望在會議廳內，立法會主席應以一貫的尺度，嚴格地、及時地、恰如其分地處理任何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這正是我要努力奉行的。我希望在大家的監督和支持下，我能夠做到完全符合議員和公眾的期望。
在這個新的會議廳內履行我的職責，我會特別留意新環境可能造成的問題，正如我們研究如何為傳媒的採訪提供合適的條件時，也要考慮這新環境跟舊大樓的差別。立法會秘書處在過去一個星期，認真聽取了傳媒的意見。根據這些意見，秘書處已經作出了多項措施，解決傳媒在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務求為傳媒的採訪活動提供最大的方便。秘書處將繼續聽取議員和傳媒的意見，在不妨礙議員工作和活動的前提下，保障傳媒在大樓裏有一個最佳的採訪環境。
各位議員，香港市民期望見到一個更開放、更具透明度的立法會。香港市民亦期望見到一個有尊嚴、高質素的立法會，但尊嚴和質素不可能來自議員之間、議員和官員之間的互相辱罵。語言的力量在於內涵，不在於聲浪。我深信這個會議廳裏的所有議員和官員，都有能力以文明的語言，充分地表達他們的智慧和感情。
雖然本屆立法會只餘下最後一個年度，我仍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使這個議會不但能夠代表廣大市民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亦令表達意見的方式，能夠贏得廣大市民的讚賞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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